提出批评的人，一定要能解决问题吗？肯定的答案有许多种不同的表达，其中最经典的是「你行你上，不行别BB」；进一步的结论便是「给不出解决方案就闭嘴。」而对此也存在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回应：「我不需要会制冷，也有资格评价冰箱」。现实生活中当然存在答案为「是」的场景，如两个候选人竞争同一个岗位，自然是要心中有解决方案才能批评对方；但也存在答案为「不」的场景，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批评便是一例。
我们不是咨询机构，没义务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普通公民天然不适合解决问题，也不能够解决问题。信息获取是决定这一特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人们通常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做出判断，而个人的生活经验总是有限的、偏颇的，基于这样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太靠谱，比如从小生活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就容易得出「中国可以吊打发达国家了」这样一个在某些指标上缺乏统计数据支撑的结论；另一方面，有一些信息是个人无法获取的，比如凭借个人财力无法展开的统计调查、某些受保护的内部资料等等。处于这样信息劣势位置上的人们，自然难以针对社会问题提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另外，缺少专业知识也使得大部分人难以承担解决问题的重任。一种被广泛引述用以支持精英政治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越发复杂，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织，除非接受过学术训练，拥有专业的知识储备，否则难以理解人类社会的运转法则，也没办法意识到不同政治决策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普通公民在公共事务上应该噤声。恰恰相反，普通公民最适合扮演「提问者」这一角色。个人经验是对理性设计的必要补充。长久以来，我们相信欧洲大陆曾经流行的理性主义，这种思想的政治表达体现在孟德斯鸠对理想政体的描述中：一个全知全能的立法者，依照公理和逻辑制定普适的法律，交由行政机构和法院执行。然而事实告诉我们，统治者们既不可能全知也不可能全能。囿于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在某些问题上他们甚至会显得无知。或许最好的例子是由法国农民编造的、嘲讽玛丽皇后的一则轶事：当被告知百姓吃不起面包的时候，这位养尊处优的皇后做出了一个享誉后世的评论：「让他们吃蛋糕啊」。正是因为优渥的生活经验让她难以想象法国第三阶级的日常生活，而通过肿胀的官僚体制层层上传的失真信息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政治精英对社会问题的忽视与无知。直到 1963 年吉迪恩诉赖温特案被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美国的律政精英们很少认真地思考过这套已经运转几乎两百年的法律制度的明显缺陷：穷人付不起律师费，怎么打官司？如果以某些人苛责的标准来看，吉迪恩案中当事人向司法制度提出的问题无疑是低水平而毫无建设性的：这位请不起律师的被告被迫亲自营业，用自己的塑料法律英语给最高法院写了一份充满语法错误和缺少专业观点的信。他既不了解美国复杂的诉讼程序，也不了解州权和联邦权力的分割争议，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争议。他只知道一件事：俺被告了，俺请不起律师，你是不是得给俺请一个？女性主义中有一个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按照这一理论，知识和社会地位相关（knowledge is socially situated），越是边缘化的群体，对某些知识的了解就越深。举例来说，男性就很难想象女性在就业、生育、家庭等问题上所面临的挣扎，因此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便会对相关问题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个理论可以被进一步推广到其他领域的实践中。一个善良的统治者很有可能不甚了解他的人民的生活现状：在民意调查触及不到的阴暗角落里，堆积着长久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只有特定阶层的人才知道。精英们享受着自动化和全球化带来的便利与财富，醉心于政治正确和普世价值，对铁锈带失业工人为生存处境不闻不问，还将他们斥为低水平的种族主义者从而不屑一顾（他们是 the deplorables，如 Hilary Clinton 所说）。这便为民粹主义领袖登场搭好了舞台。恰恰是这种「劣势」的社会地位让普通人在提出问题上相比政治精英们更有「优势」，但是在解决问题上却处于「劣势」。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抬头确实改变了不少国家的政治议程，但是英国脱欧困境和特朗普的当选反过来印证了民粹主义更适合发现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固然可以解读为「位卑而言高，罪也」，但我觉得新时代可以赋予它新内涵：我们提出问题就好，让谋其政者去想解决办法吧。毕竟，我们小老百姓一没有税收拨款，二没有权力资源，三没有专业知识，如果非得要求我们只能提出「高水平建设性」的批评和解决方案，那还要政治精英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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