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游行队伍
毫无疑问，“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仅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也为后人留下一笔精神遗产。按照官方说法，五四精神共计有四点：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依中文语用习惯，这四点虽然并列，但是其地位并不平等：“爱国”放在最前面，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后三项的关系，则视时代而定。“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固然要加以强调；“进步”则因内涵模糊，易于解释，常用以自褒；唯“民主”一词，容易被境外反动势力利用、曲解，各类纪念讲话中少有提及：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尚有五处提到该词；到了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大会时，除“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之外，再无别处提及。
若是对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做词频分析，则会进一步发现，“爱国”实际上业已将其他三项内容排挤至边缘，俨然成为五四运动给我们留下的唯一精神遗产。诚然，“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积极的价值，不应被无条件地否定。然而，倘若只强调“爱国”，回避明文列举的其他三项以及更多没有被明文列举而又是五四运动重要精神线索的价值，无疑是在将五四运动的深刻意义片面化、简单化，使之丧失了更进一步的启蒙与教化功能。

被忽略的抗争与启蒙

从历史学上看，“五四”有狭广两意之分。狭义的“五四”，便是指1919年5月4日的那场运动。历史大家早已熟悉：以北京大学为起点，学生们因不满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未能捍卫国家利益，组织罢课游行，在“火烧赵家楼”后遭到军警镇压。社会各界旋即响应支持学生的活动，各地出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情况，向北洋政府当局施压。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交通总长曹汝霖、外交总长陆征祥、驻日公使章宗祥相继被免职，连大总统徐世昌也被迫提出辞职。
倘若说从该事件中，我们只能学到“爱国”这一项精神，显然有失偏颇。中国自古不缺爱国的仁人志士，清末民初救亡图强的运动亦层出不穷，単凭“爱国”一点何以让五四从众多事件中脱颖而出，让人们纪念至今？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项群众运动，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此之前，虽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公车孝廉连署上书，但是一方面参与者不过八十，影响范围较小，另一方面未能摆脱传统的下谏上的权力结构，有巨大的局限性。
五四运动则不然。自1919年5月4日学生罢课以来，从地理上说，运动之风潮席卷全国，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皆有响应；从社会上说，亦有各阶层各团体的广泛参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从目标上说，不再是乞求明君开眼主持公道，而是提出“内惩国贼”的主张，逼得大总统都要提出辞职。陈独秀更是发文称，如果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可见从各方面看，这都不仅仅是一场喊口号式的爱国表演，而是市民行使权利对抗北洋暴政的斗争。
参与这样一场抗争，无疑是需要悲勇的。山东胶州距北京数千里，若非在彼处有投资设厂，否则国家利益难以与学生们的个人利益相连接，从动机上看，放弃自己面前的直接利益而赌上身家性命去争千里之外的间接利益，显然不是精于算计的一般理性人会做出的决定。控制北平的北洋军阀承袭自袁世凯北洋新军，完全采用西式军制，武器不可谓不精良，手段不可谓不铁腕，而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戒备森严的军警，在遭到逮捕后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发起了新一轮的抗议。学界、工界、商界人士，在公理将被强权战胜之际，冒着被逮捕、镇压的危险，或振臂高呼，或四处奔走，或云集响应，起而抗争，此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勇，不可谓不令人敬佩。
而广义的“五·四”，则包括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法便自此出。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全盘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此期间传入中国。虽说这场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倡德先生与赛先生，但如果用科学民主就概括了这场运动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显然还不够。“科学”与“民主”只是成果，更深一层的精神是启蒙与批判。若是没有启蒙与批判，科学民主也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即便完成了九年义务制教育，还是会出现“一方面提唱西洋实验的医学，一方面又相信三焦，丹田，静坐，运气的卫生”这等“神经颠倒错乱”的现象。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当“促我青年之猛醒”，使之保持敏锐的头脑，对主流的声音保留怀疑，对所谓“绝对真理”进行批判。
抗争与启蒙，在同一场运动中被提起，并非毫无道理。纵观历史，抗争往往伴随着启蒙，而启蒙又往往加剧了抗争，正如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陈独秀便曾发出随感：「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这句话固然有失偏颇，但是却反映了抗争与启蒙相伴而行的道理。

时代需要这些价值

从“五四”中，我们究竟应该学习“爱国救亡”还是学习“抗争启蒙”，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只学习“爱国”而回避“抗争启蒙”，这便是一个问题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抗争”与“启蒙”的精神有其内在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社会所需要；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离开了抗争与启蒙，“爱国”便面临着被滥用的风险。
在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一个自然推论便是“建设祖国”，从而引申出“青年人建设祖国便是爱国”的命题。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讲话中，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新时代青年要勇于担当、学好本领、努力奋斗、锤炼品德，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诚然，如今已不再是动荡纷争的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努力奋斗固然重要，但是抗争与启蒙的精神亦没有过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之际，抗争与启蒙之精神显得格外重要。
我们需要抗争的精神。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帕累托改进的机会逐渐用尽，每一步的改革都将触及既得利益者的痛点。以往的经验需要调整，一味地妥协只会使改革陷入停滞，涂抹和谐的胭脂只会让矛盾进一步激化。我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争取：劳动者的权利、消费者的权益、女性的权益、少数群体的权益。正如耶林所说的那样，我们应当“为权利而斗争”。
我们需要启蒙的精神。纵观人类历史，每次进步无不是由智识上的启蒙所推动：百家争鸣为建立统一帝国做下铺垫、翻译运动为阿拔斯王朝走向黄金时代铺就道路、希腊罗马的再发现使欧洲重新认识“人”的价值、启蒙时期科学理性推动了技术进步、后殖民主义促成了二十世纪最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如今改革进入攻坚期，各类思想鱼龙混杂。这其中既有开历史倒车的呼声，鼓吹君臣礼教、三从四德；又有狭隘民族主义的煽惑，盲目排外，故步自封；还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余毒，崇尚强权、蔑视法治；也有自由资本主义的幽灵，尚在中国的土地上游荡。要想抵挡这些塞壬们诱人的歌声，平安地穿过这布满浅滩暗礁的水域，唯有像奥德修斯那样，把自己绑在“理性”的桅杆上。
离开了抗争与启蒙，爱国主义便容易被滥用。爱国主义是一面政治正确的大旗，用好了则人心团结，利国利民，一旦被滥用，则成为“无赖最后的庇护所”，“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以国家利益之名，行侵犯人权之实，这在当代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实践中并不少见，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可作例证。唯提倡抗争与启蒙之精神可限制对爱国主义的滥用：若人民皆保持警惕，以理性审视五花八门的爱国主张，则偏激的民族主义会被唾弃、爱国之名下的强权会被反抗，而有利于国家的爱国主义会得到声张。没有抗争与启蒙伴随的爱国主义，犹如超速的动车，时刻面临脱轨的危险。

总结：在爱国主义之外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是已成定论的五四精神。今人在纪念五四时，多大谈爱国和青年的奋斗，少言及后面三项尤其是倒数第二项内容。这固然已是平面化、简单化了的五四精神。然而，五四的遗产绝不仅仅是爱国主义一项。在公理被强权战胜之际振臂高呼四处奔走的气魄，面对北洋军警冰冷的镣铐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勇，向着封建保守落后思想提出尖锐批判的智识，这些，都是在“爱国主义”之外，五四留给我们的、珍贵的、也是当前社会尤为需要的精神遗产。